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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違法生三胎者強制執行征收社會撫養費引熱議專家分析

時間:  2019-04-01 10:19
法院對違法生三胎者強制執行征收社會撫養費引熱議專家分析
 
社會撫養費仍有存在合理性
  
□ 本報記者 王陽
 
前不久,山東省成武縣人民法院發布的一則關于對當地村民征收社會撫養費公告,引發輿論熱議。
 
公告稱,當地村民王某華夫婦于2017年1月5日違法生三胎,因在規定期限內未繳納64626元社會撫養費。成武縣原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依法進行網絡查控,對被執行人的銀行存款及財付通余額共22957.86元進行凍結。
 
山東省成武縣衛計局政策法規科相關負責人稱,針對王某華夫婦三胎征收社會撫養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下簡稱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及《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作為依據,是根據現有政策執行的。
 
實際上,針對三胎征收社會撫養費,并非山東省成武縣孤例。《法制日報》記者梳理發現,河南商丘柘城縣曾向全縣三孩以上的家庭(包含三孩家庭)收取社會撫養費,征收的標準為夫妻雙方上一年度純收入的3倍。
 
有計生專業人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社會撫養費已征收多年,國家目前并沒有明確停止征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也沒有取消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規定。因此,從國家法律法規的角度來看,山東地方政府的做法符合法律規定。“如今實行全面兩孩政策,重罰三孩的做法看上去有些矛盾。但事實上,計劃生育仍是目前中國的基本國策”。
 
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第一場記者會上就中國是否取消計劃生育問題,談到當前中國人口發展要重點關注三個問題,一是要處理好人口的規模和結構的關系,努力實現適度的生育水平;二是要大力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能;三是要下大力氣把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全面兩孩政策落到實處。
 
人口政策歷經多次演變
 
早在1978年,我國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表明控制人口的態度。
 
1978年3月,計劃生育第一次被寫入憲法,措辭比較委婉:“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表的《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1981年3月6日,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設立,作為國務院常設機構。隨后,全國計生工作體系一直建立到社區、村組。
 
家住云南省昆明市的徐慧親歷了這些政策。她曾經歷國家推行計劃生育的第一輪風暴,是當地遠近聞名的超生戶。在她生下第4個女兒時,距離中央發表實行計劃生育的公開信,只有5個多月時間。1981年年初,鄉里計生委的工作人員找到徐慧家強制上環,丈夫也做了結扎手術。
 
今年53歲的潘春蘭,第一份工作是擔任計劃生育專職干部。如今,她已是一名老計生干部了。
 
潘春蘭回憶,人口政策在我國歷經了多次演變,到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者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育兩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兩個月后寫入新修訂的憲法。憲法第25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憲法第49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潘春蘭記得,當年為宣傳計劃生育政策,農村的墻壁隨處可見用白灰刷的“計生”標語,“一胎上環,二胎結扎,堅決杜絕第三胎”“見證懷孕,持證生育”“要致富,少生孩子多養豬”……
 
社會撫養費有了法律身份
 
1996年,行政處罰法出臺,明確規定對于超計劃生育的不得給予罰款,但可以征收“計劃外生育費”。
 
家住重慶市的陳強(化名)夫婦就被征收過這樣的“計劃外生育費”。不過,那時候他們交的這筆費用名稱是“超生罰款”。
 
陳強與妻子周好(化名)于1989年6月登記再婚。此前,兩人與前配偶各有一個孩子。次年11月,周好產下一名男孩,計生委以違法生育為由,作出罰款42900元的決定。
 
周好認為自己屬于意外懷孕,且積極到醫院要求進行人流手術,只因患有疾病未能手術。因此,陳強夫婦不服處罰決定,將當地計生委告上法庭,請求法院撤銷超生罰款的處罰決定。
 
法院審理認為,計生委對陳強夫婦作出罰款前所調取的證據材料,足以證明兩人在已有兩個子女、不符合照顧再生育條件下,違法生育第三個子女的事實。計生委對陳強夫婦超生罰款決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規定。隨后法院判決駁回陳強夫婦的訴訟請求。
 
2000年3月,中央8號文件規定實行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同年,財政部、原國家計生委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將“計劃外生育費”改為“社會撫養費”。
 
2001年發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不符合相關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當時有專家分析稱:“從此,社會撫養費有了法律身份。”
 
2002年,國務院頒布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分別以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計征的參考基本標準,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情節,確定征收數額。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這意味著,如何征收社會撫養費,國務院授權省級政府確定征收標準,將直接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權力下放至鄉(鎮)人民政府或街道辦事處。此后,全國30個省(區、市)先后對本省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規定進行修改完善,明確社會撫養費具體征收對象、征收標準、征繳方式等內容。
 
然而,在實踐中出現了全國征收標準不統一、征收情形不一致等問題。并且《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沒有明確的征收程序規范,可操作性不強,各地在執行中缺乏統一的程序規范,社會撫養費實際征收到位率較低。
 
2010年,國務院啟動《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修訂工作,決定制定《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
 
2014年11月20日,原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向社會公布原衛生計生委報送國務院審查的《條例(送審稿)》及起草說明等全文,公開征求意見。
 
有人口學家認為,《條例》明確了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是以當事人生育行為發生時上一年度當地縣級或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計征的基本標準。同時加大了對執法的約束,明確提出符合多生育子女條件,但不符合程序規定生育的,不予征收社會撫養費,以及沒有法定依據或不按此條例規定程序征收的,征收行為無效等。
 
計劃生育還是基本國策
 
201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自2016年1月1日起,一對夫妻可以合法生育兩個孩子。
 
全面放開二孩之后,關于社會撫養費是不是繼續征收,備受社會各界關注。
 
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相關人員稱,全面二孩政策有個前提,就是計劃生育國策要繼續堅持。而繼續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要繼續實行社會撫養費征收。根據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社會撫養費作為限制政策外生育的制度仍需繼續堅持。“對于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前,也就是2016年1月1日之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已經依法處理完成的,應當維持處理的決定,尚未處理或者處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區結合實際,依法依規,妥善處理。”
 
一名基層計生干部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一方面,《條例》征求意見結束后遲遲沒有出臺;另一方面,衛計委又要求地方結合各自實際妥善處理,這直接導致地方在新舊政策交替時出現執行困惑與混亂,“全面二孩政策落實后,感覺工作壓力更大了,有些左右為難”。
 
有法律學者分析,《條例》送審稿在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后被雪藏,有可能是當時有關方面已經知道了全面二孩政策要放開的消息。生育政策變化之后,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對象等內容都要隨之改變,所以就暫不出臺了。另一方面,《條例》難產,說明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實施后,有關方面對于社會撫養費的存廢存在爭議。
 
這名法律學者還說,根據歷年的調查,全國每年三孩以上超生的人口占年出生人口不足5%,總量不足百萬。對于全國13.74億人口來說,不足掛齒。“為了不足百萬的超生人口,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去征收社會撫養費,有沒有必要?”
 
此前,有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取消“計劃生育”以及“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等建議,國家衛健委回應稱,不宜立即全面刪除“計劃生育”內容。
 
有專家分析稱,只要計劃生育相關法律法規還在執行,那么對違法生育子女當事人的社會撫養費征收就不會停止。目前,計劃生育還是中國基本國策。從憲法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都沒有提出停止征收社會撫養費。正在制定的《條例》只是一個下位法,如果上位法沒有改變,社會撫養費存在仍然有其合理性。
 
正因如此,對于山東省成武縣衛計局政策法規科相關負責人關于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回應,北京律師肖東平認為,從法律上看,這份回應應該沒有問題。盡管我國早已全面放開二孩,但并未放開“三孩”。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制定。在國家條例沒有出臺之前,國務院則繼續下放權限,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但在生育政策漸次放開的大背景下,地方層面的操作應該人性化,在法定空間內更柔性化些,這是一份善意期許”。
來源:法制日報
(責任編輯: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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