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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扣時代脈搏司法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

時間:  2019-06-06 12:31
□ 本報記者 周斌
 

  在中國法院博物館二樓“法院文化”展廳的一個櫥窗里,擺放著一個手柄刻有麥穗和齒輪圖案的法槌,底座標注: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NO:001。2001年9月14日,中國大陸庭審第一槌,便在思明法院敲響。
 
維護法庭秩序,用敲法槌代替拍桌子,是司法文明的重大進步。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規定(試行)》,從當年6月起,全國法院統一使用法槌。
 
響亮的法槌聲,成為催動司法體制改革的隆隆鼓聲。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首次作出“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重大戰略決策。
 
回望新中國成立70年歷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司法體制改革經歷了無數的第一次。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和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持續完善發展,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推進法治國家建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黨領導下
 
深化司法改革持續推進
 
一百年前我眼睜睜地看你離去
 
一百年后我期待著你回到我這里
 
滄海變桑田 抹不去我對你的思念
 
一次次呼喚你 我的1997年
 
……
 
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公元一九九七》,成為一代人抹不去的記憶。1997年,發生了很多大事,包括這首歌曲傳唱的香港回歸。1997年,對于司法改革而言,也是里程碑式的一年。
 
那一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首次提出“推進司法改革”。
 
為貫徹落實推進司法改革的任務,最高法、最高檢于1999年分別制定出臺《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法院“一五綱要”)、《檢察工作五年發展規劃》。翻開法院“一五綱要”,開篇這樣寫道:面對挑戰,人民法院不改革沒有出路……
 
從此,改革,成為中國司法機關的主旋律。
 
黨的十六大強調“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司法改革加入“體制”兩字,預示著這場改革的艱難和不易,也彰顯了黨中央對推進這項改革的堅定決心。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改革從“推動”走向“深化”。
 
量刑規范化改革,探索解決“同案不同判”問題;“躲貓貓”等惡性監管事件的發生,推動檢察監督工作改革,監管場所派駐檢察室;積極探索試行刑事和解辦案方式,達成和解的可依法從寬處理……一輪接一輪改革,進一步優化了司法職權配置,有效規范了司法行為。
 
由于種種原因,之前改革始終沒有觸及司法體制的深層次問題,司法不公現象仍時有發生,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問題仍然存在,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
 
好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席話,擲地有聲。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建設法治中國”作出整體部署,也啟動了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部署。至此,黨中央繪就了一張多達129項任務的司法體制改革藍圖。
 
一場氣勢如虹,廣度、深度和力度都前所未有的司法體制改革在神州大地有序展開。
 
改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動一些人的奶酪,司法機關緊緊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努力破除行政化“藩籬”,構建權責統一的司法權力運行新機制,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2017年7月,“兩高”遴選出首批員額法官檢察官,標志著員額制改革全面完成。全國共產生入額法官12萬多名、入額檢察官9萬多名。這也意味著,員額制改革這一被公認為司法體制改革“最難啃的硬骨頭”,已被總體“啃下”。
 
從落實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制確保放權不放任,到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讓法官檢察官“不為五斗米折腰”;從建立完善防范和糾正冤假錯案機制,到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的推出……隨著129項任務的逐步完成,“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符合司法規律的體制機制逐漸形成,司法質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續提升。
 
權威專家評價說:“經過本輪司改,一種新的司法管理體制、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正在逐步形成,一種適應中國國情、符合司法規律的新型司法體制正在顯現,實踐證明,改革的方向是對的,舉措也是符合司法實際的,對此應予充分肯定。”
 
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大提出:“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為此,“兩高”前不久分別發布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綱要和《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再次吹響深化改革的號角。
機構改革
 
有力促進專業化辦案
 
兩塊豎向牌匾并列擺放在人民檢察博物館一樓大廳。匾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這兩塊匾曾懸掛于最高檢大門兩側整整10年。
 
對檢察工作有所了解的參觀者,路過牌匾時大多會駐足沉思。
 
曾經,反貪污賄賂工作是檢察機關的一張名片。
 
早在1951年,查辦建國后首例高官巨貪案“劉青山、張子善重大貪污案”時,案件偵訊室就設在河北省人民檢察院。
 
1978年,經過“十年浩劫”的檢察機關恢復重建。次年,最高檢設立經濟檢察廳,各地檢察機關也陸續設立相應機構,立案偵查經濟犯罪案件。10年后,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最高檢將經濟檢察廳更名為貪污賄賂檢察廳,并在廣東試點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反貪局——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工作局。 
 
1995年,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正式掛牌,此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已成立反貪局1600多個。為進一步強化直接偵查、指揮協調、業務指導等工作,2014年11月,經中央批準,最高檢組建新“反貪污賄賂總局”。
 
檢察機關在反腐敗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黨風廉政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在博物館“黨的十八大以來檢察機關查辦的省部級以上干部職務犯罪案件”公示墻上,名單滿滿三大版近百人。
 
面對反腐敗斗爭的新形勢新要求,2016年11月,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啟動,全國四級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部門按照“時間表”和“路線圖”,逐步完成轉隸。
 
沒了反貪反瀆,檢察機關還能干什么?很多檢察人疑惑重重。
 
改革帶來的困惑,必須由深化改革來解決。
 
“轉隸就是轉機!”新上任的最高檢檢察長張軍用短短6個字給出了答案。
 
在最高檢啟動的一系列改革中,內設機構改革可謂大手筆。最高檢對內設機構作了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改革,重新組建第一至第十檢察廳;實行“捕訴一體”辦案機制,由同一刑事辦案機構專門負責辦理一類或幾類刑事案件,由同一檢察官辦案組或檢察官全過程負責同一刑事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抗訴,偵查監督、審判監督以及相關案件的補充偵查工作。
 
內設機構之變,順應了時代發展,也是司法體制改革的縮影。
 
新中國成立之初,法院系統內設機構也較為簡單,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案件量的增加和新類型案件不斷涌現,為推動司法專業化,法院系統不僅積極推進內設機構改革,新型法院也應運而生。
 
從1993全國首個知識產權審判庭在北京設立到2014年全國首家知識產權法院在北京掛牌,從組建鐵路運輸法院檢察院到設立跨行政區劃法院檢察院,從1958年批準設立最高法院西藏分院到2017年杭州互聯網法院的誕生,中國司法在改革進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8年6月,在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深圳、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西安,兩個“新型法庭”最高法第一、第二國際商事法庭掛牌,專司跨境商事糾紛案件。2019年5月29日,國際商事法庭“第一槌”在西安敲響。
 
司法體制改革,奏響了中國法治最強音。
 
防范錯案
 
審判方式改革筑起堤壩
 
在人民檢察博物館,記錄著這樣一段文字:安樂山,做過國民黨軍隊司務長,有過催糧逼款、打罵群眾等行為。1955年,同村人告發安樂山逼死、打死4條人命,安樂山被錯判死刑。在死刑執行監督過程中,當時的山東膠縣檢察院發現問題,糾正了這一錯案。
 
在中國法院博物館的墻上,有一張法官向當事人鞠躬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2002年12月,趙作海被法院認定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緩。2010年5月,因“被害人”歸來,法院再審改判趙作海無罪。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領導上門向趙作海賠禮道歉。
 
司法公正,不因時空而褪色。
 
一個錯案的負面影響,足以摧毀九十九個公平裁判積累起來的良好形象。
 
防范錯案是司法機關必須守住的底線。
 
以問題為導向,改革精準發力。
 
為從制度上防止刑訊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證據行為的發生,“兩高三部”分別于2010年5月和2017年6月,兩次下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從偵查、起訴、辯護、審判等各個環節規范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源頭上防范錯案。
 
2014年,在辦理河北保定順平縣王玉雷涉嫌殺人一案中,面對作案工具不明確,沒有血跡鑒定、痕跡鑒定、現場證人等重重疑點,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彭少勇提出王玉雷作案時間不足信、有罪口供不足信、認定有罪不足信等3個不足信,杜絕了一起錯案發生。
 
曾經,我國長期實行以偵查為中心的辦案模式。有專家生動地將此形容為:公安做飯,檢察院端飯,法院吃飯;這個飯端上來以后,哪怕夾生了、糊了,你也得吃下去。
 
為改變這一局面,上世紀90年代初期,法院開展了審判方式改革,“證據在庭上出示”便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機關合力探索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圍繞錯案暴露出的有罪推定等錯誤司法理念不同程度存在,偵查、起訴、審判等職能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等問題,有針對性地從貫徹證據裁判要求、規范偵查取證、完善公訴機制、發揮庭審關鍵作用、尊重和保障辯護權和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舉措。
 
這項改革于2016年10月在全國全面推開,有力防范錯案發生。僅2018年,全國法院就依法糾正10件重大錯案,依法宣告819名被告人無罪。
 
執著奮進,久久為功。從最高法收回死刑復核權到最高檢成立死刑復核檢察廳,從試點刑事案件速裁避免“刑期倒掛”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減少社會對抗……改革推動刑事司法文明穩步提升,人權得到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彰顯。
改革務實
 
緊隨時代脈搏一起躍動
 
走在中國法院博物館,從“人民審判歷史展”到“全面依法治國走向偉大復興”,從馬錫五攜案卷下鄉在田間地頭辦案到互聯網法院異地審理案件,隨著眼前不斷變化的歷史圖片、文字視頻、實物場景,耳邊似乎能聽到那鏗鏘有力的改革步伐。
 
時代在變,改革在深化,唯一不變的,是一顆司法為民之心。
 
一枝一葉,皆關民情。回望70年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司法體制改革進程,不難找到溫暖的記憶。
 
未成年人司法工作便是一個縮影。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檢察院先后設立了全國第一個少年法庭和少年刑事案件起訴組,探索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專業化。30多年來,“合適成年人”制度、臨界預防機制、安置救助等未成年人特殊辦案機制不斷改革發展完善,有力保障了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立案難、執行難,曾是群眾反映強烈的“頭號難題”。
 
針對立案難,全國法院對立案制進行改革,于2015年5月全面實施立案登記制,對依法應當受理的案件,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當場立案率超過95%。江蘇、廣東、福建等地法院還積極探索跨域立案、網上立案,有效減輕群眾訴累,深受群眾歡迎。
 
面對執行難,最高法在大力推行審執分離改革基礎上,推動建立完善網絡查控機制和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開展“基本解決執行難”攻堅,有效杜絕“司法白條”。2016年至2018年,全國法院執結案件1936.1萬件,同比增長105.1%。
 
曾經,環境污染沒人管、國有資產流失無人問等情況較為普遍,最終受損的還是群眾的利益。2015年7月,最高檢在北京等13個省份開展提起公益訴訟改革試點,2年辦理公益訴訟案件9053件,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89億余元。2017年,通過修改法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正式建立。
 
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
 
為回應群眾關切,司法機關積極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改革以往做法,打破司法神秘感。最高法建成并不斷完善審判流程、庭審活動、裁判文書、執行信息四大公開平臺,截至目前,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文書近7000萬份,訪問量超過267億人次,全球最大的裁判文書網名副其實。
 
6個最高法巡回法庭覆蓋全國六大區域,被群眾親切地稱為“家門口的最高人民法院”;不斷完善訴訪分離、程序導入、終結退出、司法救助等機制,將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深化人民審判員、人民監督員改革,讓更多群眾有機會參與司法……一系列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改革實招,讓群眾看得見、感受得到司法公正。
 
70年春風化雨,新時代風鵬正舉。
 
自思明法院庭審第一槌敲響以來,司法體制改革的前行步履鏗鏘。在改革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不斷彰顯,公平正義的陽光照進人民群眾心間。
 
記者點評
  
□ 周斌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司法機關始終堅持正確改革方向,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決心,啃硬骨頭、涉險灘、闖難關,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講了很多年但沒有做成的事,司法公信力不斷提升,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提出了新期待新要求。在更高起點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人民群眾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緊抓什么、推進什么。對照目標找差距,滾石上山再發力,破難題、克難關,不斷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讓人民群眾擁有更多獲得感。
 
制圖/李曉軍
 
 
來源:法制日報
(責任編輯:薛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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